从1988年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算起，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全球院”）院长李向阳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6年。这期间，尽管工作岗位和研究领域几经调整，但坚持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世界经济理论与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相结合是他不变的研究主线。从青年时代专注新凯恩斯经济学，并完成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新凯恩斯经济学的著作，到对企业制度的国际比较研究，再到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注和对“一带一路”机制化的研究。他的许多研究和观点在刚开始或许显得那么“小众”，但在数年后却总是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对那些看似小众却富有前瞻性和前沿性课题的关注，反映的正是他作为学者始终坚持的“冷”思考和客观性判断，也是36年学术历程中不改的初心。他说：“学术研究需要服务于国家战略，但在这个过程中，要坚守客观性，要有学者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面对学部委员这个称号，他表示，这既是一项崇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充满感恩的同时，他思考的是如何担负起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职责，带好团队，传承学风，树立文风，继续服务于“三大体系”建设。“这是我们这代人始终记在心头的担子和责任。”李向阳郑重地表示。
初入学术殿堂：
兴趣使然 方法先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知道，您在大学毕业后先是去高校任职，后又回到社科院念书并留院任职。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走上了学术研究这条道路？
李向阳：客观而言，这次转型完全是我的个人兴趣使然。1979年我考入中央财经大学，主修会计专业，坦率地说，我本人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从入学开始，我的兴趣就是理论经济学。毕业以后入职高校，也依然是按照原来的专业讲授会计学，这始终不是我的兴趣点。因此，在工作两年以后我听从内心的召唤，又重新回到校园，来到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世界经济专业，也是从那时起，我才得以真正将个人兴趣与职业选择结合起来。
1988年硕士毕业以后，我入职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真正开始了我的研究生涯，研究过程也带给了我许多快乐。研究世界经济问题既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方法，又需要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但实践证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我迫切感受到进一步学习的必要性。因而，在离开学校多年后，尽管已经获得副高职称并担任研究室主任，1995年我又再次回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课程学习期间曾被派到荷兰一所大学学习，这种中外学习的经历为我强化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和观察外部世界提供了机遇，也为我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您学术成果十分丰富的一个阶段，这期间您发表了多篇论文、出版了两本著作，还获得了许多荣誉称号。一个人的成长，总是离不开青年时期的奋斗与积累，您如何看待、评价这一时期的自己？
李向阳：回顾这一时期，我认为最值得欣慰的就是在初入学术研究时对方法论的坚持，这既与我个人的研究经历相关，也源自社科院这个平台和当时的研究室带给我的帮助和激励。
回顾过往，首先是我们这代人遇上了一个好时代。如果从1979年大学读书算起，我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这为我们研究世界经济与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如果说在这一阶段个人还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我觉得和起步阶段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一方面，从大学开始一直到研究生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始终是我关注的重点。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我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我最早发表的两篇论文，都是围绕《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关系展开的，并刊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这种对方法的有意识运用和跟踪，也成为我此后研究中的一个关注重点。
另一方面，还有两件事对我影响深远。一是在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从1989年开始，我用了大约7年时间，从《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季刊》这类学术期刊入手，跟踪研究新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进展，这也正是新凯恩斯经济学的形成期。以此为基础我完成了《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对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一项研究》一书。这段研究经历拓宽了我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对后来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参加了中国第一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翻译工作。词典的翻译与一般的学术专著不同，每个词条选取的都是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与重大理论，都代表着一个专门领域，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就必须“补课”，了解所翻译词条的背景和专业知识。我翻译了几十个词条共计10余万字的内容。通过这种实践中的学习加深了对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认知，也为后续开展国际经济问题研究提供了帮助。
从个人的研究经历和体会来说，在学术生涯之初建立起明晰的方法论对后续开展研究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对研究方法的关注，既是受社科院学术前辈的影响，也源自当时学界氛围的熏陶。同时，我特别想提到的是，在我成长过程中对我帮助甚多的一个小的学术共同体。初入社科院，我所在的部门是世经政所的世界经济理论研究室。这个研究室的人员构成比较特殊，既包括一批资历颇深的老专家、老学者，还汇集了我们这样一批于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80年代中后期入职的青年人。这样一群青年人在研究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学术氛围。尽管我们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背景不同，甚至很多学术观点分歧很大，却自发地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学术交流平台。从方法论到各个学科的国内外最新学术进展，再到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无所不谈，形成了一种非常自由、宽松的学术交流氛围。除了后来调出的同志外，这个研究室先后产生了三位学部委员和两位二级研究员。回首过往，我们都得益于这种由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所组成的宽松自由的学术共同体。
步入成熟期：
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您的学术历程，您认为自己的学术研究都经过了哪几个时期，有什么不同？
李向阳：我的学术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8—1995年，这一时期我的学术兴趣主要是追踪研究当时西方经济学界尚未成熟的新凯恩斯经济学流派。时至今日，新凯恩斯经济学已经为人所熟知，但在当时，这一思想在国内还是非常小众，甚至是“非主流”的研究方向。通过连续7年的追踪研究，我于1994年完成出版了《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对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一项研究》，这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专著。
第二个阶段是1995—2000年，主要是对美日两国之间的企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也可以说是对上一阶段有关市场缺陷理论研究的延续。我从企业信誉角度入手，通过比较日本和美国企业制度，研究两种企业制度在解决市场缺陷问题上的不同实现机制，从而提出了与当时学界不同的看法。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1999年出版的《企业信誉、企业行为与市场机制：日本企业制度模式研究》一书之中。
从时间上看，第三和第四阶段有所重合，但学术研究重心却有所区分：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至今，主要研究全球治理问题；第四个阶段是2013年至今，主要聚焦“一带一路”的机制化研究。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我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后的规则与机制。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超级全球化”阶段。与此同时，在世纪之交中国开始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正式加入WTO。这标志着中国已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之所以关注这一进程背后的规则与机制，是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全球化既有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生产力属性，又有影响这种跨国流动的规则秩序的生产关系属性。正是基于这种双重属性，研究全球化的分配效应与发展的周期性才得以可能。进而，随后开展的“一带一路”研究也继承了上述理论框架与方法。
尽管过去30余年间我的研究领域和重心经历了调整，但把微观和宏观相结合探究市场缺陷、规则与机制这一主线始终贯穿其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提到的这几个学术发展阶段中，对您而言意义最大的学术转折点是什么？
李向阳：我的学术转折发生在2003—2008年之间。在此之前，我的学术兴趣更多是聚焦于纯理论和外国经济问题研究，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跟踪研究和对美日企业制度的比较研究都属于此。进入2000年以后，我的研究重点逐渐开始转向中国的现实问题，或者说是将理论研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这一转变，在我30多年的学术历程中，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变化。一方面，这源于研究工作的现实需要。从2002年开始，我被抽调连续多年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的起草工作；2008年，还受邀为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议题讲课。随着参加的决策咨询活动越来越多，我的研究方向也随之转型。
另一方面，这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自发性转型。伴随世纪之交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以纯理论和纯外国问题为研究对象日趋脱离现实，更重要的是，中国本身已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关注中国经济与中国对外开放已成为世界经济领域研究者的“必修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的许多研究方向，它们起初都并不起眼，甚至非常小众。而您在追踪、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还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可以说是“甘坐冷板凳”。您是如何发现它们的研究价值并最终坚持下来，获得了重要研究成果的？
李向阳：严格说来，世界经济并不属于要坐冷板凳的学科，只是我关注的领域在初始阶段并不是学术热点。在我选择新凯恩斯经济学作为研究方向的时候，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是新古典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同样，在我选择以日美企业制度比较为研究对象时，“华盛顿共识”是主流方向。2000年前后，经济全球化十分火热，但是在我看来，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属性决定了规则和秩序会影响不同类型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收益分配，也将影响它们对待全球化的立场，这会导致经济全球化出现周期性波动或调整；针对“一带一路”研究，我和我们团队从一开始就从学理性角度出发研究其治理结构，并聚焦其制度化建设的路径选择，这也不是当时学界主流观点。
但是，回过头将这些研究放到一个更长的时段、更大的视野下进行评估，却能够发现它们自身蕴藏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与之相关的研究后来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之所以选择这些研究问题并坚持下来，一方面，是我对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确充满了兴趣和热爱，这或许只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是一个重要而持久的动力来源。另一方面，这是学者基于自己的学术训练和学术思考，从而作出的一种客观判断。这种判断促使我对自身所开展的研究抱有一种坚持和信念，并不会因一时的环境变化或跟踪热点而动摇，这种坚持归根结底也是对方法论的信念。
学科带头人：
以机制创新推动学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了解，您来到全球院以后，围绕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做了许多工作，您可以具体谈谈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吗？
李向阳：我到全球院工作已经超过了15年。这期间，研究所在推进一系列内部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承担了院党组赋予的院级层面改革试点的任务。我有时候也会开玩笑说，这15年一直是在管理体制改革中度过的。
2011年，院党组选中我们所作为新的试点单位开展科研体制改革，并将亚太所更名为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在改制以后，除了原有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国别问题研究，还新增了“一带一路”研究。2012年，院里开始启动创新工程的试点工作，我们所被选中成为试点单位，开始围绕创新工程的具体实施进行改革和探索，以期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良性经验和做法。2015年，随着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开展，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在全球院开始建设，我全程参与并起草了筹建方案。由于国家高端智库的特殊性，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该智库与全球院形成了两套平行的运行机制，后续工作也得以顺利开展。
规则是科研体制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和支撑，从长远来看，也是对科研人员最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合理的考核考评机制能确立良好的规则导向，也能为科研人员带来稳定的预期，从而影响他们的自身行为和发展。2010—2017年，我的工作主线就是围绕这一系列的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和智库筹建展开。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不好做，但欣慰的是改革成效十分显著，让人觉得这一切付出总是值得的。
目前，通过一系列的文件出台，全球院已经制定了透明、公平、高门槛的职称评审规则、创新工程经费使用原则、后期资助的运行方法和年终考核的具体标准，可以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系统的考核机制和奖惩办法。在这一机制的引领和推动下，我们所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年轻学者，他们成为所在学科和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获得了许多国家级和院级称号；还有一批同志走向了管理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也愈发成熟。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在您的带领下，“一带一路”研究已成为全球院的重点学科。作为学科带头人，您带领所内研究人员都进行了哪些尝试或探索？
李向阳：过去十年，全球院“一带一路”研究团队取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同行和决策部门的认可。总体来看，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立足全球院的学科优势开展跨学科研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共建“一带一路”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因此跨学科研究对“一带一路”不可或缺。为此，我们组建了不同学科背景的团队开展研究，包括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研究等。
二是以学理化阐释为主线开展前瞻性研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我们就开始从治理结构入手，研究其可行性及路径选择，进而发现“一带一路”的研究空间越来越大。经过十年发展，“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被正式写入了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成为下一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这也再次证明了我们研究方向的价值和意义。
三是协调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研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形成社科院的智库特色。与高校的研究机构相比，社科院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能够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的平台；与部委的研究机构相比，社科院的比较优势在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因此，我们力图把这两种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开展服务决策的前瞻性研究。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行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全球院的“一带一路”团队在发表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的前提下，有效服务了党和政府的决策。这也是全球院一直以来推动智库建设的指导理念和工作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做理论研究，您平时还有哪些爱好或兴趣？您的工作一定很繁忙，您如何看待个人生活与工作、学术研究相平衡的问题？
李向阳：老实说，我这个人比较乏味，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了科研和管理工作。这是因为思考问题和学术研究本身就能够带给我许多快乐，所以我愿意将我的时间投入科研之中。因此，科研工作几乎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近20年从事管理工作，任务确实非常繁重。如此一来，在科研和管理工作之外，我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个人时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个从事学术研究近40年的学者，您有什么话是想对院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或者世界经济研究的年轻学者说的？
李向阳：对此我只能谈一些个人体会，或许并不具有普适性。首先，从我个人近40年的学术经历来看，正确的方法论始终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前提，因为一旦方法出现偏差，那么理论构建就可能会出问题，相应的学术观点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其次，国际问题研究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希望年轻的国际问题研究者要有中国情怀，关注中国实践。这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使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所做的这份工作。兴趣和热爱才是工作的不竭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学部委员这样一份荣誉和责任，作为学科带头人，下一步您打算如何更好发挥学术引领作用，推动学科建设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李向阳：当选学部委员是我个人学术生涯一个新的起点。除了珍惜这一荣誉，学部委员的责任既需要对自身有更严格的要求，还需要担负起团队建设的任务。就我自身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继续履行作为学者的担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服务于“三大体系”建设，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努力。同时，也要发挥好学科带头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在集体研究中，我始终坚持“专业的事情必须交由专业的人去做”这一原则，要培养、鼓励年轻人，让他们得到发展的机会和平台。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研究机构的领导一定要严守学术道德底线。过去15年，我一直是《当代亚太》和《南亚研究》两本期刊的主编，前者还是社科院评价研究院确定的权威期刊，但是这期间我从未在上面发过一篇文章，这是我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作为所长和期刊主编，如果不能用严格的学术道德约束自己，那么相应的学术约束机制就会失去其应有的作用，人情稿、关系稿也会难以拒绝。因此，这些事情必须首先从自身做起，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行，做良好学风和良好文风的示范者，推动形成更加良好的学术氛围。
